当摄像头成为官场现形“器”电脑监控软件

2019年01月27日 20:05来源:意彩手机版

当摄像头成为官场现形“器”电脑监控软件

8月1日,有网友上传视频,爆料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多名法官“集体嫖娼”,一时间,舆论四起。而对相关法官的惩处,也如舆论产生一样迅速:6日开除党籍,8日撤职免职。“速惩速罚”的背后,摄像头功不可没。从电梯内的谈笑风生,再至宾馆内小姐入房,几位法官的一举一动都尽收“眼底”。

其实,摄像头这只特殊的“眼睛”,早已潜伏在我们身边:商场、银行、学校、街头……而关于它的是非争论,也从未停止。随着摄像头的广泛应用,在维护公共安全的同时,也不断引发各种隐私侵权事件的争议,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的界限正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

成为官场现形“器”

传统意义上,摄像头以这些形象为众熟知:在反对恐怖主义时,它是“救命的天使”;在打击罪犯时,它是“诚实的目击证人”;在防盗安家时,它是“财产的保护神”。而今天,它又有了新的“职责”:有网友戏称,继“老婆举报”、“二奶反水”、“小偷入室”、“微博举报”后,小小的摄像头也成为防治腐败、整顿官场不正之风的“不二神器”。

摄像头撕下了部分官员伪善的画皮,露出可憎的一面:生活腐化、贪污受贿、庸官懒政。而如上海这几名法官的经历,近年屡见不鲜。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、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、重庆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等一干官员,其落马都与摄像头有关。

今年1月,一段“胶州市建设局吕苏办公室受贿现场”的视频在网上疯传,安监站站长吕苏目前已被暂停职务,接受调查。春节前后,湖南多地用“针孔摄像头”拍下了一些干部的上班生活:打游戏、看电影、睡大觉。

隐在角落的摄像头目睹官场“混、浮、软、假、奢”之怪现状,使腐败官员现形之后,等待他们的,将是冰冷的法律和愤怒的民众。业内人士认为,这种电子监控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防止执法人员滥用权力、损害公众利益。

除此之外,摄像头在维护公共交通和安全等方面,表现突出。一直以来,摄像头与红绿灯“搭档”,充当着“电子警察”的角色,防止汽车出现闯红灯等可怕现象,更好地维护交通秩序。而现今,部分地区的“电子警察”还兼职做起了“老师”,学生主要是司机和行人。

因事故频发、伤亡惨重,大货车事故频发,“大货车失控致29辆车连环撞”、“超载大货车撞翻救护车”、“疲劳大货车凌晨冲进居民家”……悲剧轮番上演,网友送名“疯狂的大货车”。据悉,2012年,货车的万车事故率比同期全国交通事故万车事故率高出1倍多。

今年5月份以来,为降低货车事故,北京市交管部门鼓励市民拍摄货车违法驾驶行为并举报,交管部门以此为线索,用探头作证据,将近期事故编成短信,发送给大货车驾驶人,起到警示作用。

在生活中,摄像头也上演“七十二变”。它出现在餐馆里,可以让顾客“监视”厨房做菜的全过程,真正吃上“放心菜”;它出现在手表上,报警系统启动后可连续摄像30分钟,助遭受性侵害的女性“反强奸”;它出现在鱼钩上,使水下鱼群一目了然,让钓鱼活动成为一场“视觉盛宴”。迷你版的它,还被广泛应用于医学胃肠病、支气管病、整形外科的治疗上,减轻患者痛苦的同时又提高了治疗效果。

小小摄像头,功用可不小,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但《今日美国》报的一句问话,也发人深省:在努力建造一个充满监控的金鱼缸社会前,我们应搞清楚:这些探头是否真能让我们更安全?

向前一步是滥用

“满城尽是摄像头”、“透明人”是现在摄像头泛滥的真实写照,而且其数量仍在上升,“滥用”与“侵犯隐私”成为其最被诟病的两个关键词。

以安全的名义,老大哥在看着你。走进电梯,你是否也会首先查找一下有没有摄像头?没有。那好吧,现在可以放心地剔牙了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说:“公共治理的需要与公民隐私权之间的微妙平衡难以掌握。稍有不慎,前者过度强势滥用就有可能对后者造成损害。”

现实中,关于监控被滥用和曝光隐私的事件确实也接连不断。如“上海复兴中学教室亲吻监控视频”、“深圳地铁工作人员泄露恋人拥吻监控录像”、“四川绵阳摸胸门事件”等。

2012年,东莞更有一家水疗馆,为“震慑窃贼”在更衣室安装了摄像头,并把客人更衣时的视频直播到更衣室外的售票大厅,让客人裸体出镜。

电子摄像头功效被无限放大的同时,在具体的监控行为中,公民隐私却常常面临被“无限省略”的窘境,甚至沦为满足个人好奇心和窥探欲的工具。对此网友调侃道,“探头有危险,接吻需谨慎。”

实际上,现在很多国家都出现这样的问题,摄像头“武装”到厕所,校园几乎变“牢房”。而智能手机的普及,以及微博、推特等自媒体的发达,使很多公共场所监控拍下的画面被传到网上,导致普通人生活受到干扰。“有图有真相”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,新的江湖规矩是:“有视频有真相。”

“很多时候感到自己隐私受到侵犯主要是因为没有被告知,”网友汪乐萍说,“有些公共场合安装的摄像头很隐蔽,也没有提示标识,一举一动都在被摄像头监控,自己却根本毫不知情。”

受到人们质疑的,还有摄像头可能成为犯罪者的作案工具。2003年,徐正国等六人就是利用摄像头,多次在长沙、株洲两地银行的自动提款机上盗取别人的存款共10余万元。

更令人费解的是,当我们需要摄像头提供证据时,这个“不会说话的证人”却经常出现“技术故障”。另外,虽然很多地方已经被摄像头“武装”,但除了政府安装的之外,还有很多归私营业主、单位和个人所有,出现不恰当的“斜视”和窥私,甚至有的地方的电子眼被外包给了企业。所有的这些,折射出的,是摄像头管理的一片乱象。

我们不禁要问,是什么导致了这些问题的出现?湖南大学法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屈茂辉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:“面对一种新技术的发展,可能相应的制度不是很健全,法律相对滞后。”

请法律遮挡隐私

摄像头应该安在哪?谁来监督“监控者”?如何保障公共安全?又如何守护隐私?

一连串的问号里,一边是尚未明晰的权力边界,一边是公私难分的“模糊领域”。在公共治理、反腐与公民隐私之间,这个权衡良久上下摇摆的天平,如何才能审慎地放上使之取得平衡的砝码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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